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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壺樓訪薛永年先生見聞記(上)

2019-06-04 13:43
來源: 作者:曹鵬字號T|T轉發打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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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徐邦達——我在故宮鑒書畫》 曹鵬 著 化學工業出版社 2019年5月第1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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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方壺樓序跋集》 薛永年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8月第1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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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晉唐宋元卷軸畫史》  薛永年著

新華出版社  1991年12月第1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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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師談藝錄》 曹鵬 著 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4年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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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藏這么玩——王世襄說王世襄》 曹鵬 著

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 2011年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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饒宗頤題齋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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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永年藏饒宗頤對聯

薛永年藏饒宗頤畫作

薛永年治印

羅繼祖書法

 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薛永年先生是徐邦達先生的學生,學術成就在美術史論界享有盛譽。我在拙著《徐邦達——我在故宮鑒書畫》排版電子文件出來后,通過微信轉發給薛永年先生,請他審閱指教。薛先生年事已高,近年來身體又欠佳,我本來以為他可能不會有精力讀這本書。超乎我的期望,他老先生在屏幕上通讀了全書,而且讀得很細,校改了多處文字與圖片說明的差錯或遺漏,并逐一抄錄給我。這當然不是因為我的書稿有多少價值,而是前輩學者治學嚴謹、提攜后學不遺余力,同時,薛先生對徐邦達先生的感情應當是決定性因素。

  薛先生在微信上與我聊到徐邦達先生,我便表達了請他寫一篇序的希望。在美術界與收藏界,薛永年三個字的分量人人皆知,求到薛永年先生作序是非常難得的幸運。薛永年先生居然答應了,但是說正在臥床治療頸椎病,不能長時間坐在電腦前,所以,得寬限時間才行。我表示可以等。

  后來沒多久薛永年先生就發來了長篇序言,詳細介紹了徐邦達先生在書畫鑒定上的方法與成就。這是一篇關于中國書畫鑒定專業的有史料價值與學術價值的文章,比較全面地評介了徐邦達先生的書畫鑒定成就與方法,讀者感興趣可以在京東商城找《徐邦達——我在故宮鑒書畫》一書看原文,在此不贅言。

  待新書印出來,我在朋友圈曬了書影,還沒來得及給薛永年先生稟報,他就給我留了言,說希望給他寄樣書。以送書為由,我便約了時間到他的寓所拜訪。

  2003年,薛永年先生給我寫過一封信,對我所作《黃苗子訪談錄》與撰寫的《書畫專業書目盤點與評介》給予了好評,并說“后者代替我們這些教師做了導師該做的工作。可惜有些權威學者的書目有些缺乏閣下的水準。”并且提議我做一篇王世襄訪談。這封信我收入了《大師談藝錄》第二冊。可以說,我寫王世襄訪談錄的成因之一是薛永年先生點題,后來我在此基礎上擴充出版了《收藏這樣玩王世襄說王世襄》(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1年版)。后來我不編美術報刊了,也就與美術界學者少了聯系。在過去的十六年里,偶爾也在京城的美術界活動中見到薛永年先生,不過我沒有打擾老先生,只是遙遙致以敬意。

  到薛永年先生的方壺樓拜訪,進門老先生已經泡好了清茶相待。客廳壁上掛著饒宗頤先生題寫的“方壺樓”匾額,薛先生說是當年去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時請饒公寫的,饒公還贈了他畫與對聯。壁上還有羅振玉的孫子、著名學者羅繼祖寫的自書詩條幅,以及張熊、宋吟可等人的畫作。

  話題從徐邦達開始,薛永年先生談興頗濃,大致圍繞著美術專業這個主題信馬由韁閑聊了兩個小時。在我告辭時他又贈我一冊《方壺樓序跋集》,回家燈下捧讀,發現聊的有些內容在書里可以得到印證補充。雖然薛先生只是談天說地,并不是作報告搞講座,可是涉及到一些材料細節是美術史著作與人物傳記所未曾記載過的,雖然只是點滴,但也不無價值。本來是一次禮節性訪問,在我來說卻成為一次一對一的聆教,半日長談,收獲頗豐,回家便將所見所聞分幾個題目略記如下。

  五六十年代?園賞菊

  薛永年先生說當年經常去北京新街口北大街徐悲鴻紀念館看畫,徐悲鴻買了非常多的任伯年畫作,重視任伯年,任伯年學西方色彩不露痕跡,用筆用得好,畫得非常好。徐悲鴻用的線就不是任伯年的線,他追求金石味,魏碑書法味道,西方味重了一點。在新街口北大街徐悲鴻紀念館后門,有一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人秋天賞菊花的有名的地方叫?園,私人的很大的院子,里面還有亭子,不僅有菊花,房間里還掛著字畫,有馬晉為他畫的像,還有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等人的來信與題詞墨跡,相當于字畫展覽。

  ?園主人劉文嘉是中央文史館的館員。薛永年先生也是中央文史館館員。查1996年《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》有“劉?園(1885年—1962年)”一篇,1909年早稻田大學畢業,1910年中舉人,旋授七品京官,曾在北京、湖北、東北各地任職,1931年由中東鐵路辭職到北平定居,種菊花二十年。

  我檢索了一下,關于?園的劉文嘉網上信息很少,不過,有兩篇介紹“菊花劉”與?園的文章很生動。中國是菊花的故鄉,北京自遼道宗在位時興起種菊賞菊之風,明代中后期京城賞菊天寧寺名聲最大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變后,劉文嘉從東北遷居北平,效法陶淵明,建房種菊,自號“?園老人”。抗日戰爭時期他以藝菊躲避日偽脅迫,有“菊花劉”的美名,嫁接、培育了上百個品種的名貴菊花。

  當時的?園是北京城里最有名氣的菊園,免費開放。1951年起,毛澤東連續3年幾次來?園賞菊。周恩來曾到?園賞花題字。朱德曾為?園題詩。董必武、鄧小平、宋慶齡、彭真、謝覺哉、郭沫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柳亞子、老舍、沈從文等文化人都多次去參觀,賞菊題詩者甚多。1960年,劉文嘉先生將?園無償贈獻給國家,如今的北海公園的菊花,就是從?園一脈相承而來。

  后來劉文嘉去世,?園沒了,徐悲鴻紀念館也一再拆遷改建,至今尚未正式恢復開放。幾十年過去,?園已經湮沒無聞,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,聽薛先生講到“劉?園”,甚至得請教是哪三個字。薛先生說,?園是過去北京詩書畫與園林花卉結合的很好的一個例子,既有文化藝術,又有自然科學,對自己小時候影響很大。

  一處有文化的園林,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所傳播美感的學校。

  少年時跟老先生們學畫

  薛永年先生在北京三中讀書時,考上了星期天上課的北京中國畫院業余進修班,學員主要是畫家或有工作的人,他在人物畫組,老師有吳光宇、馬晉、潘潔茲、何鏡涵等先生。除了人物畫,也學山水花鳥畫。也和王雪濤先生有接觸,王雪濤先生比較活潑。

  吳鏡汀是吳光宇的哥哥,有一次薛先生向吳鏡汀請教寫生,吳先生用中國畫畫法畫了院里一棵樹,薛先生說不知道搞哪兒去了。

  北京畫院在東城的一個老院子里,畫院有一本《中國畫》雜志,李智超當編輯,后來去天津了。潘潔茲在《美術》雜志當編輯,偶爾到北京中國畫院來。薛先生學畫的時期北京中國畫院院長是陳半丁。

  那時啟功已經不在北京畫院了。啟功是葉恭綽的秘書,起草各種文件,葉恭綽很賞識啟功,想重用他。后來葉恭綽被打成右派,啟功也在國畫界被打成右派,他不是在正式工作的單位北京師范大學被打成右派的。

  啟功的母親和徐燕遜的太太常在一起打牌,又與溥心畬是親戚,所以跟國畫界關系比較密切。

  因為有少年時期學畫的經歷,再加上后來上大學對美術史論的研究,薛永年先生對中國畫既有實踐認識,又有理論認識,近些年同時指導史論專業方向與美術創作專業方向的博士研究生。他有一位博士生研究中國畫色彩,他說傳統中國畫從水墨發展到丹青,比較追求內在的東西,對色彩本身是隨類賦彩,類型化提煉,有一定主觀性,有一定裝飾性,有五行等道理,與西方色彩的科學化不完全一樣。如何把西方繪畫的色彩學與中國傳統色彩學結合起來是個大課題。

  薛永年先生笑言如今中國美術史論成了顯學。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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